Zara︰一個「西班牙成功故事」的背後 ──兼談資本主義下反血汗工廠運動的「正常界線」(陳柏謙)

當你漫步在倫敦市中心最熱鬧的時尚街區 ──攝政街(Regent street)與牛津街(Oxford street)時,只要稍加留意很容易發現,短短數百米範圍內,一口氣竟佇立了五家西班牙平價時尚成衣品牌Zara,其密度之高與港台便利商店簡直不相上下。而再走入店鋪內一看,時刻萬頭鑽動的購買人潮更是蔚為奇觀。

這家被LV時尚總監恭維「可能是世界上最具創造力與破壞力的零售商」,自創立起不到四十年,驚人而快速的擴展。站在資本的角度,確實寫下一頁自身積累與擴張的傳奇。只不過,若站在工人的立場,資本主義歷史上任何一頁資本(家)的傳奇背後,永遠只是滿滿書寫不完的剝削史;對Zara而言,又豈有例外。

C N N 盛讚的 「西班牙成功故事」

這家1975年起在西班牙以約30歐元起家創立的時尚成衣品牌,如今,在全世界各個角落已擁有1750家店舖,而母集團Inditex去年度在全球總營收達到138億歐元(約1400億港幣),雇用超過十萬名員工。當然,這個數字還不包括散落於全世界各地承接其訂單的承包商底下的大批工人。

集團創辦人Amancio Ortega 靠著平價時尚成衣生產與販售,近十年來在全球富豪榜上不斷攀升。最新富比士(Forbes)雜誌中,更以個人淨資產570億美元一舉超越「股神」巴菲特名列第三。

在主流傳媒與商管學院的眼中,Za r a成功的魔力歸功於彈性且快速的設計與生產流程;並且不同於其他品牌,它對整個設計與生產鏈有極高控制。此外,Zara也以不投入大筆資金從事廣告而聞名。最被津津樂道的是,往往只要花費二至三週時間,Zara就可以從設計開發、生產到店鋪上架一件新的流行服飾,因此每個月到店鋪去,你總能看到新上架的流行款式,而其競爭品牌整個流程則可能需要長達六至九個月。因為如此,早在十二年前,Zara就被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專題報導捧為「西班牙的成功故事」。商管學者甚至宣稱,正因為Zara致力於掌握生產流程的上中下游,因此,其他品牌商因為「控管」不易而出現血汗工廠的情況,似乎不會出現在Zara生產鏈當中。

其實,這個論點稱不上新鮮。早在上世紀,大量規格化生產的福特主義(Fo r dism)積累模式遭到困境時,社會科學界就已開始預言這種小規模生產。它更加靈活根據市場需求研發並及時推出多元產品來滿足消費者,被稱為「彈性專殊化」(Flexible Specialisation)模式,並將取代福特主義成為拯救資本主義積累危機的出路。當然,這類預言與所有未來學一樣,流行期限不比時裝長上多少。總體來看,福特主義大量生產依舊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主要模式;而所謂「彈性專殊」,恰恰只能成為福特主義生產中偶爾點綴的成功案例。

不同「模式」 同樣血汗

但更重要的是,當初言之鑿鑿宣稱「彈性專殊」模式將使工人因更有專業能力而不易遭剝削的預言,如今看來更是破產得一蹋糊塗。

今年四月,位於阿根廷的反血汗工廠人權團體,揭發了當地主管機關巡查數家Zara承包商工廠時的畫面與照片,顯示這家血汗工廠聘用大量非法移工以及兒童。他們遭受到奴工般的待遇,經常從早上七點無間斷地工作到晚上十一點,未經許可更不得離開工廠;而廠房內的環境同樣是極為惡劣,到處堆滿了易燃物,「他們(在工廠)生活得就像是動物一般」。

面對人權團體確證罪鑿的指控時,Zara的態度卻是吃驚與訝異。總公司強調Zara一向對合作廠商出現血汗工廠狀態抱持「零容忍」態度。諷刺的是,東窗事發後,過去被吹捧為因為彈性專殊生產而高度掌握生產流程的Zara,卻又忽然與其競爭對手顯得沒什麼兩樣了。

實際上,這也已經不是Zara第一次被發現由血汗工廠供貨了。兩年前巴西政府與媒體同樣揭露,三十家Zara在巴西當地的外判承包商,大量雇用玻利維亞籍非法移工,並將他們形同奴工地監禁在工廠內。調查發現一件在巴西售價1 2 6美元的牛仔褲,Zara支付生產工人的成本卻僅有1. 1 4美元。很顯然,不論過去傳媒與管理學者再怎麼強調Zara模式的不同與卓越,或沒有如其他品牌將資金砸在廣告上,但Zara在工人勞動上榨取龐大利潤的模式,與其他品牌實在沒有太多的不同。

反血汗工廠運動的「正常界線」

如果我們回顧國際反血汗工廠運動二十年來的軌跡,不可否認,在結合第一世界國家消費者的支持後,確實曾給予大型品牌商一定的輿論壓力;然而,我們也必須小心評估這類運動必然而根本的侷限。

首先是,很多第一世界發起的反血汗工廠運動,無法深入接觸並組織第三世界的工人,進而發展成為集體工人組織。最終,這樣僅透過「道德消費」的「監督」,極易流於形式。有豐富應對經驗的品牌商甚至可以反過來,透過允許其認可的「國際監督單位」進入工廠勘查,來主動塑造品牌形象;而勞工與人權團體卻永遠只能被動或有限度地揭露。再者,許多研究都指出,「道德消費」事實上沒有發揮過太大的效果。畢竟,血汗生產本來就如同資本主義生產血液裡的基因,是資本主義的印記。當血汗工廠品牌與產品越來越多,消費者往往也只有選擇忽略一途。

那些少數能與線上生產工人密切合作,一同鬥爭的反血汗工廠運動,雖然相對沒有上述問題,但運動經驗上卻進一步帶領我們看見它必然的「正常界線」。

《洛杉磯製造(Made in L.A.)》是部忠實的紀錄片,紀載了洛杉磯工運組織——成衣勞工中心(Garment Worker Center)的一場運動。他們組織成衣品牌Forever 21在當地的外判承包商工作的工人,爭取加薪與改善勞動環境。

西班牙導演Almudena Carracedo所拍攝之紀錄片Made in L.A. ;紀錄了洛杉磯當地來自拉美的成衣工人參與了長達三年的反血汗工廠運動。

東德時期所發行紀念羅莎·盧森堡的郵票。

西班牙出身的女導演前後花了五年時間,完整地紀錄了三位從墨西哥、薩爾瓦多(El Salvador)偷渡到洛杉磯的紡織廠女工,如何與工人一同向品牌商爭取最低工資的漫長抗爭過程。

其中最年輕的Lupe參觀移工博物館時,透過影像與百年前來自波蘭的女性紡織移工產生跨越時空、種族的連結與階級認同,嘆氣說道:「所有情況都依然沒變(ever ything remains the same)」時,某種程度上,已從歷史的角度預言了反血汗工廠運動在資本主義下的侷限。

雖然紀錄片最終以這場艱辛的戰役取得勝利為結局(迫使品牌商簽訂保障外包勞工權益的協議),但我們卻在主角之一的Maura最後一邊開心學習英文,一邊說道:「成衣業的工作越來越少,工廠都搬到其他國家去了,所以我學習英文好獲得其他工作機會」的對話中看到更深層的侷限。在資本快速移動的時代,這種局部經濟鬥爭的成敗也漸漸失去意義,因為轉眼資本就會拋下工人,自由地移動到可以繼續剝削工人的地區與國家。

找回工人與工會運動的最終目標

指出反血汗運動(甚至是結合了工人運動)的侷限,並非要我們犬儒地取消反血汗工廠運動抑或是取消整個工(會)人運動。而是提醒我們必須看到工會與工人運動經濟鬥爭的正常界線;也唯有如此,才能看清楚運動手段與最終目標的區辨。

一百年前德國左翼工人運動領袖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在當時社民黨內瀰漫的修正主義路線論戰中,曾清晰地指出了對工會與工人運動百年來沒有改變過的道理:

「工會最重要職能,在於它是站在工人方面實現資本主義工資規律的手段,

這個規律就是照勞動力在當時的市場價格出賣勞動力……工會不能推翻工資

規律,它在最好的情況下能夠叫資本主義剝削在當時的「正常」界限之內進

行,但是決不是逐步地取消這種剝削……就連工會運動事實上起作用的範圍

之內,它也不像資本適應論所假想的那樣超於無限擴張。」

那麼,左翼究竟要在什麼樣的前提底下理解與認識工會以及工人運動呢?盧森堡當年的文字無疑提供了最佳的詮釋

與態度:

「…通過工會鬥爭和政治鬥爭,無產階級可以深信用這

些鬥爭來根本改變自己地位是不可能的,最後奪取政權是

不可避免的……工會鬥爭和政治鬥爭的偉大的社會主義意

義,在於使無產階級的認識和意識社會主義化,把無產階

級作為階級組織起來!」

質言之,左翼的任務無他,唯有在每一場的工人運動與工會經濟鬥爭戰役當中,盡一切可能深化工人在思想上對資本主義下改良與經濟鬥爭的必然限制的深刻認識,才能真正讓每一次單一的鬥爭與戰役成為未來根本變革的革命練兵場、而非改良的終點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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