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I, Daniel Blake》

路人聲援主人公的塗鴉抗議。(網絡圖片)

路人聲援主人公的塗鴉抗議。(網絡圖片)

關於《I, Daniel Blake》:一部社會現實主義的佳作,及其侷限
顧云
2017年2月10日

1「緊縮時代」英國底層的眾生相

英國「進步電影圈」的代表人物肯·洛區(Ken Loach。港譯堅·盧治)在2016年戛納影展獲頒金棕櫚獎的作品《本人,丹尼爾·布萊克》(《I, Daniel Blake》。港譯《我,不低頭》),近日上映。

故事講述的,是2008年世界資本主義危機開啟的「緊縮時代」之中,英國底層民眾生活的一個個生活片段:

沒有積蓄、沒有養老金的鰥夫,住在公租房的59歲紐卡素木工師傅Daniel Blake(丹尼爾·布萊克,下稱「D」),心臟病發失去勞動能力,跌進完全沒有收入的困境。為了生活,他只能向政府申請福利救濟。從申請到批核的整個過程,都充滿了卡夫卡式的官僚主義和專橫,不斷地折磨D和其他求助者。D儘管有心臟科顧問醫生的診斷,還是被電話問卷審核判定具有勞動能力,救濟金被終止。在上訴得直之前,D不得不申領失業救濟金。儘管D無奈地說明自己不是不想工作、只是還未痊癒,福利官還是「按章」命令他:必須參加履歷寫作班、在表格上紀錄求職活動,否則就終止他的失業救濟——「這是你和國家的協定」⋯⋯

帶著兩個孩子的單親母親、公開大學中退生Katie(下稱「K」),走進了D在受難中的「就業中心」(JobCentrePlus,英國就業和養老金部的派出機構)。K是倫敦人,因向房東投訴房子失修而被掃地出門,三口子住進了無家可歸者宿舍的一個房間,最後被政府安置到近400公里外的紐卡素。剛抵步的K,上錯了公車迷路,遲到了福利官的預約幾分鐘,救濟金就被罰停。高聲申冤的K,和聲援她的D,因「鬧事」被保安趕走⋯⋯

D的鄰居,黑人青年China(下稱「C」)「創業」了:從熱愛英國足球的廣州工廠工人那裏「郵購」原裝名牌球鞋,在街上以英國市價的一半兜售。C對D說,有了這條財路,永遠不會再遭狗屎工作的苦,前途一片光明!C抱怨說,他幹過這樣的倉庫臨時工:長途跋涉趕到現場,從早上五點半開始卸貨,但只有45分鐘的活幹,老闆給了3英鎊79便士(約36港元)就打發了他——C生氣地說「這比中國還糟糕」

故事以D和K一家互相幫助,盡力在貧乏和無助的苦況下維護尊嚴而展開。但他們自身的樂天和頑強,最終都抵擋不住現實的摧殘。

K努力尋找服務業職位失敗,早日養活家人,恢復學業的願望落空。飢餓的她在「食物銀行」裏直接打開罐頭吞食、淚流滿面。在超市偷衛生巾被保安抓到,最後成為了性工作者⋯⋯

電影開始時,D所展現的嬉笑怒罵的老工人風骨,慢慢被貧窮的魔爪和莫名的官規撕得片甲不留,K的處境讓他墮入絕望之中。最後,在K一家的幫助下,D終於提起精神迎來上訴的日子,他準備好以「本人,丹尼爾·布萊克」抬頭的陳述書,準備在庭上宣讀⋯⋯

鄰居小伙子向主人公解釋販賣大陸黑市球鞋的致富之道。(網絡圖片)

鄰居小伙子向主人公解釋販賣大陸黑市球鞋的致富之道。(網絡圖片)

2 「西方極樂世界」的兩種「福利救濟」

1973年,美國終結布雷頓森林體系,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階級鬥爭激烈,政局動盪不穩。力求擺脫二戰後建立的「福利國家」體制的英國統治階級,在1980年代中後期成功鎮壓工人階級的抵抗,通過限制工會權力和工人鬥爭的法律,私有化國有資產,關閉、縮減傳統重工業,鬆綁金融投機等措施,迎來了泡沫經濟的高歌猛進。

在1990年代初,蘇聯東歐集團滅亡,各國共產黨瓦解,社民派政黨拋棄改良主義綱領、轉型成為販賣自由主義「政治正確」的集團。迄今二十多年以來,隨著泡沫經濟的榮衰和實業的不斷式微,越來越多的英國工人陷入了失業和就業不足的困境。在電影中,履歷寫作班的導師,向D和一眾被強制出席的「學生」,作出這樣的解說:僱主一般只會花10秒看一份履歷表;每個低技術職位平均有60人爭奪,熟練工職位則是20人;某連鎖咖啡店招募八名職員,結果有1300人應徵。導師說,在這種現實之中,求職者必須想辦法「脫穎而出」。

2008年資本主義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工黨政府首相布朗(Gordon Brown。港譯白高敦)率先投入5000億英鎊公帑搶救金融部門,西方各大國相繼效法,布朗因此自詡「挽救了世界經濟」。搶救方案確實挽救了金融資本,在毫不影響他們的產權、經營權和利潤的情況下,給他們發放了他們從來沒有「投保」的「救濟金」。從布朗工黨政府開始,歷屆英國政府以搶救方案造成鉅額赤字為由,推行「緊縮政策」:大規模削減醫療、教育、市政等公共服務開支,進一步推動私營化。換言之,資產階級國家,首先通過「搶救」為金融資本「埋單」,再通過「緊縮」為資本「開闢新市場」,強迫工人階級為資產階級付出「雙倍補償」。

電影中的D,是一個終身自食其力,從不欠債,但也沒有多少積蓄的典型中老年熟練工人。D長年交付國民保險金(National Insurance。英國的國立社會保障基金,用於支付公營醫療和養老金經費。2016/17年度一般雇員的交付率是稅前工資的12%),經過重重審批,兼而不斷證明符合受付資格,才能得到每週70至100英鎊左右(即最多每月4000港元左右)的救濟金。D的正式診斷書和治療方案被無視,失去傷病救濟金,被逼申請失業救濟,接受更煩苛的「求職」行為條件、更多的停付救濟金的「處罰」規條。

洛區在某訪談中列出調研劇本時發現的實例:送早產妻子入院的丈夫錯過與福利官的定期會見而被終止救濟、意外受傷的殘疾人因擔心缺席受付檢測而拒絕入院治療⋯⋯換言之,工人健康時被要求為雇主鞠躬盡瘁,傷病時為了得到(他們投保的)政府救濟金也不惜身命。慣性逃稅避稅的大資本從資產階級國家獲取鉅額救濟,還連帶得到政府退出公共服務「讓利」——這就是「左翼」推崇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在英國和不少西方「先進國家」的真相。

女主角在食物銀行領取必需品。(網絡圖片)

女主角在食物銀行領取必需品。(網絡圖片)

3 洛區的社會現實主義,在此作中的表現和侷限

看洛區的電影,會感受到雙重的「寫實」:演技的寫實和場景的寫實。有別於資產階級作品所呈現的「工人形象」,洛區電影中的工人的言談舉止,樸素而不笨拙,平淡而不空洞。正如現實之中你和我和所有的勞動人民一樣,我們的人生沒有劇本和編排,我們的「戲劇」,就是我們對日常經歷和周遭的反應——這本身就是藝術發掘和提煉的無窮寶藏。洛區這部電影,和他的許多作品一樣,採用了「紀錄戲劇」的手法,將真人真事提煉和再現,讓觀眾通過貌似平平無奇的故事,看到反映時代特徵的「戲劇性」,看到呼籲反思現狀的戰鬥檄文。

洛區尋找有說服力的和真實的、接近角色性格的演員。為了不顛簸觀眾的視野,和維護角色的尊嚴,鏡頭盡少移動,同角色保持一定的距離。佈景和燈光,也同樣採取平實的原則,不以視覺刺激作為首要考慮。在洛區的社會現實主義之中,「篤實」和「修飾」的辯證統一,永遠是為了展現某種社會現實而服務。洛區引用工人運動的老標語“Agitate, Educate, Organise” (煽動,教育,組織)表示,電影形式的教育能力相當有限,甚至完全沒有組織功能,但可以作為有效的煽動工具。對他來說,挑戰人們對「常態」的麻木不仁,激起人們質疑現實的怒火、產生謀求改變的動力,這一種煽動,應該是電影所追求的重要目標。

這部作品的「煽動」內容十分明確,就是指英國的福利救濟制度已經失靈,「異化」為懲罰窮人的官僚主義煉獄。讓我們嘗試分析,這一種內容可能具有的侷限:

藝術是意識形態上層建築的一個重要部分,所有的藝術家,當然包括尋求改變現狀的藝術家,都不能逃離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強大影響。對後者而言,更必須直面這種影響、理解這種影響,才有可能接近拆解這種影響的手段。資產階級電影,顯然具有宣導意識形態的功能。主流「商業」電影(以好萊塢為「典範」)的基本套路,就是透過「英雄」經歷的充滿感官刺激的、誇張的情節,編織以「超越現實」的形式呈現的戰勝「反派」的「傳奇」故事,通過貌似「反常」的一個半/兩個小時的幻想,重申和鞏固資本主義的「三觀」(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

《I, Daniel Blake》乍看與這種「資本主義主旋律」電影風馬牛不相及,洛區本人和「主流電影界」一直也保持相當的距離,但這部作品的敘事手法卻和主流「商業」電影如出一轍:通過作為「無辜受害者」的「英雄」與作為「反派」的「莫名其妙的官僚體制」的周旋,帶出底層民眾的困厄與無奈。這本身似乎無可非議,甚至礙於電影形式的限制而無可避免。然而,問題來了,作品不但沒有嘗試告訴觀眾「反派」(懲罰性的福利救濟制度)的「來龍去脈」,還在D「塗鴉抗議」的一幕中,通過貌似神智不清的「路人」辱罵曾推動「福利改革」的保守黨前勞動和養老金大臣鄧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港譯施志安)和保守黨權貴,似乎將「緊縮政策」的責任,全部推給保守黨。

此作完全沒有提及工黨政府是「緊縮政策」的直接始作俑者的事實(紐卡素所在的英格蘭東北地區,是傳統的工黨票倉。在六月公投中,該地區以壓倒性多數支持脫離歐盟,紐卡素市本身以1%的些微多數支持留歐。歐盟在該地區,被普遍視為緊縮和蕭條的來源之一。),也完全沒有嘗試(例如在洛區的其它作品之中不時出現的,給予主人公各種提示的激進工人活動家)說明「緊縮政策」本身源自資本主義制度的運作邏輯,似乎並不是偶然的。

在上述的敘事架構和內容之下,此作「煽動」的主要內容,就是一種標準的親工黨「左翼」的「反緊縮」、「反保守黨」敘事。在劇中,D的「終極反抗」,就是在「就業中心」外的牆上塗鴉:要求在他挨餓前聽取他的上訴,還有換掉電話等候時播放的狗屎音樂。眾路人為D歡呼喝采、掏機拍攝,然後淡然地看著他被警察帶走。這一幕既說明了D的「反抗」的悲哀和無力,同時也有意無意地說明了此作「煽動力」的極限——它可以賺取觀眾一時的同情,但沒有提出一個足以讓人投身參與的鬥爭目標。

被終止傷病救濟金的男主角收到煤電公司的最後繳費通知書——他將會賣出幾乎所有家具禦寒。(網絡圖片)

被終止傷病救濟金的男主角收到煤電公司的最後繳費通知書——他將會賣出幾乎所有家具禦寒。(網絡圖片)

4 改良主義「左翼」的歧路

片名《本人,丹尼爾·布萊克》一是來自上述的「塗鴉抗爭」,二是來自劇終D未能宣讀的上訴陳述。在這篇被眾多論者認為雄辯動人的「遺書」中,D宣布自己(和所有福利救濟的申請人)不是「客戶」、「顧客」、「服務使用者」、「懶漢」、「騙子」、「乞丐」、「盜賊」、「國民保險編號」或「屏幕上的一點」;他終身自食其力,身無長物但會盡力幫助鄰里,他從不乞求施捨;他,丹尼爾·布萊克,是一條漢子,不是一條狗。因此,他要求應有的權利,得到應有的尊重。他,丹尼爾·布萊克,是一名公民,不多也不少。

這篇為全片收尾、要求「公民權」的宣言,看似理所當然,然而,正如K宣讀前痛心地說:正正就是「國家」,將D這位忠實憨厚的好公民,在他盡其天年前「推進了墳墓」。進一步說,劇中芸芸眾生所經歷的,豈不就是貧苦大眾,在資本主義衰敗的這個時代,從資產階級國家那裏領受的、經過「民主」選舉所確定的,「恰如其分的公民權利」?

洛區曾經質疑過這種「公民權利」的幻想。最直接的,就是批判工黨改良主義和工會官僚政治,描繪現存制度下勞資糾紛的極限的著名作品《The Big Flame》(熊熊烈火。1969年)和《The Rank and File》(基層職工委員會。1970年),以及描繪一名普通青年,從出於「愛國」志願參加一戰、目睹戰場的殘虐,戰後隨軍鎮壓愛爾蘭民族解放運動、羞愧中意識到帝國軍人的真正角色,到被派遣鎮壓杜倫礦工憤而脫隊、為推翻資本主義加入共產黨,最後親歷1926年全國總罷工被叛賣的激動歲月的四集電視劇《Days of Hope》(希望的日子。1975年)。在《土地與自由》(Land and Freedom。1995年)和《風吹稻浪》(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2006年)中,洛區巧妙地展現了決定革命者的選擇和命運的民族的和國際的鬥爭,指出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是全世界勞苦大眾的共同事業。

1990年代後的洛區,逐漸回歸英國「左翼」的主流——附庸工黨的議會改良主義。洛區的社會現實主義,越來越安於「單純地」反映工人群眾現況和思想狀態,要求觀眾的同情,但不再提出任何超越資本主義制度的願景。洛區在2013年發表的《Spirit of ‘45》(1945年的精神),通過幾位曾自稱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受訪者的「口述歷史」,毫無批判地謳歌1945年建立「福利國家」的工黨政府,完全沒有提及當年半個歐洲「赤化」,工黨政府通過國有化補償破產的資產階級、竭力維護英國帝國主義霸權和力行反共政策等史實。同樣,洛區現在對於英國福利制度的批評,主要是它的「非人性化」的設計(當然,這種設計本身並不是2008年以後才出現的),而不是從前的他可能會說的:福利救濟本身就是為維護資本主義制度而設的、避免工人窮極造反的安全裝置。

肯·洛區與英國工黨黨魁科爾賓合照。(網絡圖片)

肯·洛區與英國工黨黨魁科爾賓合照。(網絡圖片)

後記:本土「左翼」狂想曲

2017年2月4日,《明報》刊登某「左翼」學者關於此劇的訪談,此人不但完全迴避1970年代「福利國家」的深重危機,正是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出台的原因;不但沒有說明所謂「在職福利」(workfare)是國家運用公帑補貼低工資(即幫助資方壓低工資)的事實,還將福利政策的這種變更說成是「懲罰一些不肯工作的家庭」;還竟然無中生有的宣稱:『歐洲許多國家是用一個基本收入(basic income)的概念,政府直接打錢到你的戶口,無論工作與否。』這位學者宣稱,這種沒有任何國家推行的、在本質上與消費券無異,而且很有可能作為進一步壓低工資的手段而被提出的政策,竟然是「將人重新非商品化」、「拿回人的自主權和人的尊嚴」的妙品。

這種「願景」有一個要害,就是絕不動搖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絕不動搖資產階級的產權和經營權,即絕不動搖資產階級的政治和經濟支配。資本主義經濟不景?社會生產力發展不斷推高失業人口?貧富懸殊、兩極分化日益嚴重?種族、性別不平等惡化?——通通都沒有問題,只要推行政府派錢給所有人的「根本社會改革」就行了!——當然不要問我錢從何處來,也不要問我問什麼不主張剝奪大資本、將主要生產資料和金融部門收歸全民所有,在民主規劃經濟的基礎上建立工人階級掌權的新國家,結束資產階級的統治。

此人更有趣的地方是,他先說香港社會福利「比中國落後」,轉眼間就說香港的工運低潮,是出於「中國強勢」,中國對於民主制度(注意:正正就是弄死D的那種「民主制度」)「不肯妥協」、「對社會福利政策他也不想退讓」。記者問到,社會福利政策,應該是香港政府的問題?他的回應是,梁振英治下香港和北京沒有太大分別,某程度上反映了北京的意志。然後,他宣稱習近平不如胡錦濤和江澤民,不會理會香港的「結構性問題」,既反「民主」、也反「福利」。

然而,香港政府在2016/17年度的社會福利經常開支預算為660億元,比四年前增加了55%、比十年前增加了一倍;更加不要說自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以來,大陸工人基本工資的大幅度上升(與「左翼」崇拜的西方成強烈對比)。與此同時,這位學者表示贊同桑德斯/特朗普復興美國鐵路等老舊基建、創造就業的倡議,但同時表示「中國好明顯是生產能力太強」、西方只會更加嚴重。

西方根本沒有的,「左翼」說「歐洲許多國家」都在實行。梁振英政府大幅增加經常性福利開支,「左翼」說一點都沒有;曾俊華、奧巴馬儘管是新自由主義的擁護者,但不能責備他們,畢竟他們從年輕讀書的時候開始,就是相信那一套的啊!奧巴馬更是「好人來的」。反而林鄭月娥可能會比鄭俊華更差,因為她將繼承梁振英的大方針,而這據說就是北京阻礙「民主」、阻礙「社會政策民生」的惡政。

這種指鹿為馬、畫餅充飢的,充滿反共反中親帝偏見的「左翼思想」,連改良主義也不如。事實上,正如這位「左翼」學者所承認的一樣,特朗普的本土保護主義政策,相當一部分就來自美國民主黨的「左翼」:振興實業、創造就業,「反對中國傾銷」、「反對廉價勞工搶飯碗」。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要讓資本家願意回流美國投資實業,就必須讓他獲利:減稅、減薪、限制勞工權益、極力妖魔化中國和拉丁美洲諸國,是這種政策的必由之路。

歸根究底,所謂「左翼」,不過是右翼民粹的「政治正確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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