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特首選舉前夕

寫在特首選舉前夕
尹維傑
2017年3月25日

民主黨七名立法會議員宣佈票投曾俊華,稱根據各候選人在選舉論壇的表現和民調結果,曾俊華符合中央關於「港人擁護」的條件,有能力團結大多數香港市民。

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在接受《紫荊》雜誌訪問中,提出中央關於及格特首的四大標準:「愛國愛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港人擁護」。

其中,原本被「愛國愛港」所涵蓋的「中央信任」,在人大政協兩會期間,被多名主管官員高調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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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香港立法會前主席、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等出席香港特區人大代表團全體會議。(圖片來源:《香港01》)

主流泛民強調「港人擁護」的「中央條件」,以此淹沒中央本身突出的「中央信任」,可謂相映成趣。

「港人擁護」和「中央信任」不言而喻的對立,在曾幾何時的頭號「愛國資本家」李嘉誠口中,變成了這種說法:「為免得罪朋友,我不好提名」。

在泛民媒體強力宣傳的催谷之下,曾幾何時被它們抨擊為冷血守財奴的曾俊華,「民望」一直遙遙領先。霎時間,曾俊華成為了不可名狀的、超階級的「港人夢想」的寄託所在。

這決不是偶然的。曾俊華之所以成為了「民主」的載體,恰好在於他和其它「三大條件」的可有可無的關係——

「愛國愛港」一向以來都是泛民嗤之以鼻的說法,近乎笑話的用語;曾俊華挖苦林鄭月娥凡事親力親為「只能當好伙計」,自己將多數事情推給下屬則是「work smart」的「領袖」表現,贏得泛民歡呼喝采,可見他們也不太在意「管治能力」(別忘記曾俊華曾長年是他們口中殘忍兼無能的特區政府的頭號理財者);至於「中央信任」,主流泛民選委宣布他們與中央公開支持的林鄭月娥「沒有互信基礎」,就已經說明了一切了。

主流泛民獨尊的「港人擁護」,在扣除了公關攻勢造成的海市蜃樓般的「夢想」之外,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政治計算。

他們把話說得很明白:儘管胡國興的政綱最接近泛民,但為了阻止「西環干政」,必須票投曾俊華

為了捍衛激進泛民的「公民提名」神主牌,梁國雄一度宣布代表自決派參選「小圈子選舉」。只是在五年前,泛民全體痛心疾首,要求在候選人之中「民望」最高的候任特首梁振英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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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25日,曾俊華成為首位「入閘」的特首候選人。曾俊華獲得165名選委提名,其中120多張來自「民主300+」。(圖片來源:路透社)

泛民宣稱,曾俊華獲得建制和泛民民眾的共同支持,是唯一能夠「團結港人」的候選人。曾俊華本人指,以「愛國左派」陣營為基礎、泛民與之勢不兩立的林鄭月娥,一旦當選,將會是「撕裂2.0」。

在這種貌似「包容」的說法的背後,是淋漓盡致的「你死我活」鬥爭邏輯。最露骨的例子莫過於:主流泛民共主黎智英親自撰文指胡國興是「共諜」,旨在破壞擁立曾俊華的「民主抗共」大計。

曾俊華正正因為沒有得到「中央信任」和「愛國愛港」陣營主流的支持,才會即使在建制任職高官多年,還會被視為「真正的香港人」、成為泛民「團結」的對象。在聲言「和解」的背後,泛民此舉在於促進建制陣營的分裂,力求在泛民意識形態的基礎上,建立反共的絕對多數,永續香港資本主義。

自稱「頭號薯粉001」、「建制派裡的壞孩子」的田北俊,為曾俊華拍攝宣傳片。田說支持曾俊華,因為他是「香港仔」。田以煽情的本土主義口吻說道:「看一場足球比賽,你敢支持香港隊嗎?香港打拳賽,你敢支持香港的曹星如嗎?」

「香港仔」的「美譽」,至少有兩層意思:

一是宣傳曾俊華在文化上是徹頭徹尾的「香港人」。曾俊華經常標榜愛好香港文化,支持各種本地事物,言談之間不時流露空洞無物的港式幽默。

二是宣傳曾俊華在政治上也是靠得住的「香港人」。梁振英因其疑似共產黨員的身分,從未參選特首時就成為泛民打倒的對象,其標榜解決房屋問題和促進陸港融合的「新加坡式」施政方針,更被判定為香港社會「撕裂」的總根源。得到中央支持、被認為將會延續梁振英路線的林鄭月娥,因此獲得「CY 2.0」和「撕裂2.0」的封號。相比之下,曾俊華「從善如流、無為而治」的新自由主義買辦官僚氣質,便成為永續香港現狀的最佳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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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人大資產階級的旗艦政黨自由黨在上屆特首選舉中支持唐英年。2014年10月底佔中期間,時任自由黨黨魁的田北俊表示,為解決政治僵局,梁振英應考慮辭職。全國政協常委會隨即撤銷田北俊全國政協委員資格。2017年2月,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前主席周梁淑怡和現任黨魁鍾國斌,提名曾俊華為特首候選人。(網絡圖片)

建制高官成為了泛民的代理人,「愛國」大資產階級政黨甚至「左派」領袖之中出現了公然「反骨」的「壞孩子」。這說明了以維護資本主義現狀為基礎的、跨階級的「愛國統一戰線」的空前危機。

隨著世界資本主義進入長期停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列強不斷加強針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壓力,力圖遏止和逆轉中國的高速發展勢頭,最終推翻現存的官僚化工人國家,建立親西方資本主義政權,對中國再次實行殖民統治。在「一國兩制」的框架和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力量缺席的情況下,香港成為了中美代理戰爭的公然戰場——在建制大漢沙文主義,及其鏡像泛民本土沙文主義的角力之中,被撕裂和宰制得最嚴重的並不是抽象的、跨階級的「香港社會」,而是被反共反大陸風潮割裂的、包含大量大陸新移民底層工人的勞苦大眾。

在政治矛盾上升的推動之下,形形色色的「香港仔」,正在尋找安身立命之地。曾在讓利政策之下賺盡「愛國」甜頭,已將資產大部轉移英國的李嘉誠,就是財界的典範;從港英時代開始任官、共事多年的曾俊華和林鄭月娥,在論壇上針鋒相對、互揭瘡疤,是官界兩種「香港仔」的鬥爭;「愛國左派」陣營第一大黨創黨主席,則公開宣布自己成為「愛國左派」是一個歷史的誤會,他當年只是為了反港英而參與,但從來沒有準備犧牲自己改變社會的理想——數年前,此人曾引用「一國兩制」的官方理論,無意地透露了此說的自毀邏輯:在香港的社會主義者的任務,據說就是盡力維護資本主義,他的一切政治活動,就是為這個目的而服務的,所以他不介意有同道中人罵他。

曾俊華在2010年落區宣傳政改期間,以「多謝你咁大聲」一句「回應」泛民抗議者,被泛民媒體譁然痛批。七年後的今天,在同一泛民媒體的宣揚下,曾俊華成為了全港最大的「香港仔」,「香港夢」的載體,千萬港人憧憬的偶像。與當年「多謝你咁大聲」同出一轍的「熄佢咪」和「咁你咪講晒佢」,也順理成章地被奉為天才絕倫的「金句」。

泛民將可能通過擁戴一個右派市儈味濃的人物,打爛北京官僚政權為維護資本主義香港安寧而設定的⋯⋯右派市儈味濃的「小圈子選舉」和「愛國統一戰線」。這就是名符其實的現眼報,箇中充滿了辯證法的醍醐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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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1日,第四屆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在特首梁振英和國家主席胡靜濤的注視下宣誓就職。曾俊華、林鄭月娥、梁振英處於照片的焦點。(圖片來源:《央視網》)

泛民在兩年前「否決8·31、爭取真普選」,兩年後在這次特首選舉中「all-in曾俊華」,儘管在表面上「於理不合」、甚至自相矛盾 。但在反共的戰略目標而言,兩者並無根本衝突,甚至是一致的。

泛民心照不宣的玄機在於:通過擁戴一位在實際上以「兩制」凌駕於「一國」的候選人,將整場選舉運動宣傳為「香港人」對「中國」的示威,大肆宣揚所謂「香港核心價值」(資本主義的民主、法治和「文明」,即壟斷資本統治社會的制度),動員民眾攻擊所謂親中親共的候選人和勢力。

「8·31方案」推出後,泛民曾經宣布,在其篩選(公然反共和分離主義人士的)機制之下經普選產生的特首,將會因此獲得合法性和認受性,所以必須誓死反對。

泛民現在提名和投票支持曾俊華,似乎同過往的立論相左。然而,這種做法是反對8·31戰略路線的延續 ——因為曾俊華的參選正在分裂「對家」。在特區體制之內,泛民候選人沒有可能成為特首,若能通過曾俊華使小圈子選舉報廢,徹底暴露「愛國統一戰線」的同床異夢,那就是邁向「勝利」的一大步。

主流泛民同自決土獨貌似分道揚鑣,主流泛民內部也貌似出現兩種意見 (有人「投白票以明志」)。當局者貌似慷慨激昂、表面上沸沸揚揚,但客觀上,這是泛民一貫的愚民綱領之下的一種有意無意的巧妙分工:

相信主流泛民「没有原則」甚至「變相投共」的那些人們,會轉移支持自決土獨;而認為「ABC」是當前必須的那些人們,在贊同「民主300+」之餘,也不會對自決土獨有太大的反感——甚至會因其「堅守信念」而感念崇敬 。這裏有一個細節:梁國雄半開玩笑地說,自己是個有爭議性的人物,自薦公民提名的成績無疑是差勁的,如果是由朱凱迪出馬,提名人數必定很容易達標——我們可以想像,這未必是「無心之失」。

換言之,兩碼事就是兩碼事,但其實還是同一回事。

特首選舉這場鬧劇,不但表明了泛民的所謂民主的反共反大陸本質,還深刻地揭露出「愛國統一戰線」的真相:一未必愛國、二顯然不統一 、三根本不成所謂戰線——他們賴以「力挽狂瀾」的「最佳候選人」,竟然真情表白:一旦香港主流民意讓管治失效,她將會一走了之。

今年是香港史上最重要的一場反帝反殖運動——反英抗暴的五十週年;今年同時也是香港回歸、實施「一國兩制」的二十週年,即同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共存共榮的「五十年不變」的一小半。矛盾運動的邏輯,正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將香港進一步推向政治決戰的修羅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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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戲為引:「二二八事件」70週年雜感

以戲為引:「二二八事件」70週年雜感
陳山路
2017年3月4日

《跨時》按:本文首發於電影語言,經作者授權編輯轉載。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70週年。

1947年2月27日黃昏,國民黨專賣局人員在台北街頭查緝走私香煙,煙販林江邁走避不及,貨款被充公,更被打傷。此事成為了「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觸發席捲全島的官民武力衝突。

在台灣電影史之中,要數最為人熟悉的,以「二二八事件」做背景的作品,當首推侯孝賢導演的經典傳世之作《悲情城市》。然而,《悲情城市》關於時間和事件的鋪排,存在著一個重要的問題:《幌馬車之歌》的作者藍博洲先生指出,侯導在此片中,含糊地處理了「二二八事件」和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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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城市》林文清一家。(照片來源:電影截圖)

筆者在〈《超級大國民》簡介:一個遠去的時代,一種不死的希望〉一文中寫道:『在《悲情城市》裡面,侯孝賢透過林家的生活和遭遇,反映出在「二二八事件」前後,反映時代的變遷以及臺灣社會的變化。在《悲情城市》最大的一個問題,是電影將「二二八事件」和五零年代的白色恐怖之間的時間線和分野模糊。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是在冷戰格局下,台灣作為「雙戰基地」,以及作為美國在亞洲所建立的反共包圍網的其中一個部份,對所有認同「紅色祖國」或有左翼思想、甚至只是同情這些人的群眾全面肅清。』

在台灣藍綠相爭的政治格局下,雙方都試圖鞏固己方對該事件的詮釋權。國民黨的傳統論述,在其長期的反共「國策」下,將該事件歸究於台共黨人之煽動,或曰為「皇民造反」;在另一方面,自1980年代起,特別是在1990年代國民黨政權「本土化」後,台灣出現了愈來愈多的、至少二百多種的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論著。從另一角度去看,這些論著是與「台灣意識」的發展同步膨脹起來的。正因如此,「二二八事件」成為了台獨史觀所建構的「戰後再殖民論」和「唯群族對立論」的不可分割的核心要件。

觸發「二二八事件」的林江邁案是偶發事件。中共地下黨人和老台共黨人(以張志忠和謝雪紅為代表),在「二二八事件」席捲全島後,在嘉義、台中等地組織民眾武裝,試圖介入局勢。國民黨當局把「共黨煽動」舉為事件的起因,是完全不恰當的。這種說法,更像是為了掩飾「陳儀等接收官員及駐軍的濫權貪財、亂紀擾民」(林書揚語)等事實。

而國民黨另一所持的「皇民造反說」,很諷刺地,在某程度上與台獨史觀有著相近之處。國民黨以此誹謗正當化血腥鎮壓,台獨分子則以此宣稱二二八是日本化的台灣人「反抗中國再殖民」。陳映真先生的小說〈忠孝公園〉裏面的台籍日本兵林標,和曾經改名為岩里政男的台灣前領導人李登輝,都是「皇民化運動」影響的例子。然而,當年台灣多數民眾熱烈慶祝回歸中國,在二二八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基本上都是日據時代的反日和左派人士,而不是「皇民」。「皇民造反說」是國民黨將所有反抗其暴政的人們都打為「漢奸」的一種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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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榮燦,《恐怖的檢查——臺灣2·28事件》,1947。

自1895年日本佔領台灣始,島上的抗日活動從未停止過。噍吧哖事件、霧社事件、苗栗事件等等,到後來的文協、台灣民眾黨、台灣共產黨的創立等等,台灣民眾始終以不同的方式反抗日本統治,進行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運動。當時台灣的抗日青年,深切認識到台灣和祖國大陸的命運緊緊相連:侯孝賢的另一部作品《好男好女》,展現了藍博洲報導文學作品《幌馬車之歌》所記載的,鍾浩東、蔣碧玉、蕭道應等人偷渡大陸,歷盡艱辛參加抗戰的事蹟(藍博洲先生和「二七部隊」參與者、白色恐怖受難者陳明忠先生分別扮演蕭道應和蔣碧玉的父親——陳先生曾經是鐘浩東烈士的獄友)。

在1947年的2月底,國民黨在大陸發動全面內戰,在各地屠殺大量民眾。在國統區的大城市,1月爆發了沈崇事件觸發的要求駐華美軍撤出的抗議運動,5、6月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群眾運動。台灣人民起義反抗國民黨暴政,與大陸的解放運動遙相呼應,是當年全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鬥爭的一部分。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前的七個月,1946年7月,中國民主同盟領導人李公樸和民盟委員聞一多,先後被國民黨特務暗殺。國民黨血腥鎮壓「二二八事件」,並不是「中國人殺台灣人」,而是國民黨當年進行的反革命戰爭的一個例子:在已知的白色恐怖受害者中,有40%是「外省人」,越高於其在台人口比例的15%。

高金素梅在〈二二八~歷史的真相是什麼?〉一文中所指出:「國民黨確實殺了一些台灣各地的知名人士,但殺得更多的其實是1950年開始的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之後,像台中市那些教唱國歌的人,像陳明忠老先生,還有許許多多熱血的、愛國的台灣青年,都加入了地下黨,後來他們不是被槍斃,就是被送到綠島。真正摧殘台灣大批青年人才的不是二二八,而是白色恐怖。國民黨所以會殘殺這一大批台灣青年,就是因為他們已經決定要跟著共產黨走,跟共產黨一起推翻國民黨的統治,重建一個更合乎大家理想的新中國。」

「二二八事件」若如台獨派所言,是「台灣人反抗中國再殖民」,那又該如何解釋,在其後的數年之間,數以百計的像呂赫若、許強、郭琇琮、林如堉等等的熱血青年,參加了中共地下黨,最後為了全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獻出了他們年輕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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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I, Daniel Blake》

路人聲援主人公的塗鴉抗議。(網絡圖片)

路人聲援主人公的塗鴉抗議。(網絡圖片)

關於《I, Daniel Blake》:一部社會現實主義的佳作,及其侷限
顧云
2017年2月10日

1「緊縮時代」英國底層的眾生相

英國「進步電影圈」的代表人物肯·洛區(Ken Loach。港譯堅·盧治)在2016年戛納影展獲頒金棕櫚獎的作品《本人,丹尼爾·布萊克》(《I, Daniel Blake》。港譯《我,不低頭》),近日上映。

故事講述的,是2008年世界資本主義危機開啟的「緊縮時代」之中,英國底層民眾生活的一個個生活片段:

沒有積蓄、沒有養老金的鰥夫,住在公租房的59歲紐卡素木工師傅Daniel Blake(丹尼爾·布萊克,下稱「D」),心臟病發失去勞動能力,跌進完全沒有收入的困境。為了生活,他只能向政府申請福利救濟。從申請到批核的整個過程,都充滿了卡夫卡式的官僚主義和專橫,不斷地折磨D和其他求助者。D儘管有心臟科顧問醫生的診斷,還是被電話問卷審核判定具有勞動能力,救濟金被終止。在上訴得直之前,D不得不申領失業救濟金。儘管D無奈地說明自己不是不想工作、只是還未痊癒,福利官還是「按章」命令他:必須參加履歷寫作班、在表格上紀錄求職活動,否則就終止他的失業救濟——「這是你和國家的協定」⋯⋯

帶著兩個孩子的單親母親、公開大學中退生Katie(下稱「K」),走進了D在受難中的「就業中心」(JobCentrePlus,英國就業和養老金部的派出機構)。K是倫敦人,因向房東投訴房子失修而被掃地出門,三口子住進了無家可歸者宿舍的一個房間,最後被政府安置到近400公里外的紐卡素。剛抵步的K,上錯了公車迷路,遲到了福利官的預約幾分鐘,救濟金就被罰停。高聲申冤的K,和聲援她的D,因「鬧事」被保安趕走⋯⋯

D的鄰居,黑人青年China(下稱「C」)「創業」了:從熱愛英國足球的廣州工廠工人那裏「郵購」原裝名牌球鞋,在街上以英國市價的一半兜售。C對D說,有了這條財路,永遠不會再遭狗屎工作的苦,前途一片光明!C抱怨說,他幹過這樣的倉庫臨時工:長途跋涉趕到現場,從早上五點半開始卸貨,但只有45分鐘的活幹,老闆給了3英鎊79便士(約36港元)就打發了他——C生氣地說「這比中國還糟糕」

故事以D和K一家互相幫助,盡力在貧乏和無助的苦況下維護尊嚴而展開。但他們自身的樂天和頑強,最終都抵擋不住現實的摧殘。

K努力尋找服務業職位失敗,早日養活家人,恢復學業的願望落空。飢餓的她在「食物銀行」裏直接打開罐頭吞食、淚流滿面。在超市偷衛生巾被保安抓到,最後成為了性工作者⋯⋯

電影開始時,D所展現的嬉笑怒罵的老工人風骨,慢慢被貧窮的魔爪和莫名的官規撕得片甲不留,K的處境讓他墮入絕望之中。最後,在K一家的幫助下,D終於提起精神迎來上訴的日子,他準備好以「本人,丹尼爾·布萊克」抬頭的陳述書,準備在庭上宣讀⋯⋯

鄰居小伙子向主人公解釋販賣大陸黑市球鞋的致富之道。(網絡圖片)

鄰居小伙子向主人公解釋販賣大陸黑市球鞋的致富之道。(網絡圖片)

2 「西方極樂世界」的兩種「福利救濟」

1973年,美國終結布雷頓森林體系,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階級鬥爭激烈,政局動盪不穩。力求擺脫二戰後建立的「福利國家」體制的英國統治階級,在1980年代中後期成功鎮壓工人階級的抵抗,通過限制工會權力和工人鬥爭的法律,私有化國有資產,關閉、縮減傳統重工業,鬆綁金融投機等措施,迎來了泡沫經濟的高歌猛進。

在1990年代初,蘇聯東歐集團滅亡,各國共產黨瓦解,社民派政黨拋棄改良主義綱領、轉型成為販賣自由主義「政治正確」的集團。迄今二十多年以來,隨著泡沫經濟的榮衰和實業的不斷式微,越來越多的英國工人陷入了失業和就業不足的困境。在電影中,履歷寫作班的導師,向D和一眾被強制出席的「學生」,作出這樣的解說:僱主一般只會花10秒看一份履歷表;每個低技術職位平均有60人爭奪,熟練工職位則是20人;某連鎖咖啡店招募八名職員,結果有1300人應徵。導師說,在這種現實之中,求職者必須想辦法「脫穎而出」。

2008年資本主義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工黨政府首相布朗(Gordon Brown。港譯白高敦)率先投入5000億英鎊公帑搶救金融部門,西方各大國相繼效法,布朗因此自詡「挽救了世界經濟」。搶救方案確實挽救了金融資本,在毫不影響他們的產權、經營權和利潤的情況下,給他們發放了他們從來沒有「投保」的「救濟金」。從布朗工黨政府開始,歷屆英國政府以搶救方案造成鉅額赤字為由,推行「緊縮政策」:大規模削減醫療、教育、市政等公共服務開支,進一步推動私營化。換言之,資產階級國家,首先通過「搶救」為金融資本「埋單」,再通過「緊縮」為資本「開闢新市場」,強迫工人階級為資產階級付出「雙倍補償」。

電影中的D,是一個終身自食其力,從不欠債,但也沒有多少積蓄的典型中老年熟練工人。D長年交付國民保險金(National Insurance。英國的國立社會保障基金,用於支付公營醫療和養老金經費。2016/17年度一般雇員的交付率是稅前工資的12%),經過重重審批,兼而不斷證明符合受付資格,才能得到每週70至100英鎊左右(即最多每月4000港元左右)的救濟金。D的正式診斷書和治療方案被無視,失去傷病救濟金,被逼申請失業救濟,接受更煩苛的「求職」行為條件、更多的停付救濟金的「處罰」規條。

洛區在某訪談中列出調研劇本時發現的實例:送早產妻子入院的丈夫錯過與福利官的定期會見而被終止救濟、意外受傷的殘疾人因擔心缺席受付檢測而拒絕入院治療⋯⋯換言之,工人健康時被要求為雇主鞠躬盡瘁,傷病時為了得到(他們投保的)政府救濟金也不惜身命。慣性逃稅避稅的大資本從資產階級國家獲取鉅額救濟,還連帶得到政府退出公共服務「讓利」——這就是「左翼」推崇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在英國和不少西方「先進國家」的真相。

女主角在食物銀行領取必需品。(網絡圖片)

女主角在食物銀行領取必需品。(網絡圖片)

3 洛區的社會現實主義,在此作中的表現和侷限

看洛區的電影,會感受到雙重的「寫實」:演技的寫實和場景的寫實。有別於資產階級作品所呈現的「工人形象」,洛區電影中的工人的言談舉止,樸素而不笨拙,平淡而不空洞。正如現實之中你和我和所有的勞動人民一樣,我們的人生沒有劇本和編排,我們的「戲劇」,就是我們對日常經歷和周遭的反應——這本身就是藝術發掘和提煉的無窮寶藏。洛區這部電影,和他的許多作品一樣,採用了「紀錄戲劇」的手法,將真人真事提煉和再現,讓觀眾通過貌似平平無奇的故事,看到反映時代特徵的「戲劇性」,看到呼籲反思現狀的戰鬥檄文。

洛區尋找有說服力的和真實的、接近角色性格的演員。為了不顛簸觀眾的視野,和維護角色的尊嚴,鏡頭盡少移動,同角色保持一定的距離。佈景和燈光,也同樣採取平實的原則,不以視覺刺激作為首要考慮。在洛區的社會現實主義之中,「篤實」和「修飾」的辯證統一,永遠是為了展現某種社會現實而服務。洛區引用工人運動的老標語“Agitate, Educate, Organise” (煽動,教育,組織)表示,電影形式的教育能力相當有限,甚至完全沒有組織功能,但可以作為有效的煽動工具。對他來說,挑戰人們對「常態」的麻木不仁,激起人們質疑現實的怒火、產生謀求改變的動力,這一種煽動,應該是電影所追求的重要目標。

這部作品的「煽動」內容十分明確,就是指英國的福利救濟制度已經失靈,「異化」為懲罰窮人的官僚主義煉獄。讓我們嘗試分析,這一種內容可能具有的侷限:

藝術是意識形態上層建築的一個重要部分,所有的藝術家,當然包括尋求改變現狀的藝術家,都不能逃離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強大影響。對後者而言,更必須直面這種影響、理解這種影響,才有可能接近拆解這種影響的手段。資產階級電影,顯然具有宣導意識形態的功能。主流「商業」電影(以好萊塢為「典範」)的基本套路,就是透過「英雄」經歷的充滿感官刺激的、誇張的情節,編織以「超越現實」的形式呈現的戰勝「反派」的「傳奇」故事,通過貌似「反常」的一個半/兩個小時的幻想,重申和鞏固資本主義的「三觀」(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

《I, Daniel Blake》乍看與這種「資本主義主旋律」電影風馬牛不相及,洛區本人和「主流電影界」一直也保持相當的距離,但這部作品的敘事手法卻和主流「商業」電影如出一轍:通過作為「無辜受害者」的「英雄」與作為「反派」的「莫名其妙的官僚體制」的周旋,帶出底層民眾的困厄與無奈。這本身似乎無可非議,甚至礙於電影形式的限制而無可避免。然而,問題來了,作品不但沒有嘗試告訴觀眾「反派」(懲罰性的福利救濟制度)的「來龍去脈」,還在D「塗鴉抗議」的一幕中,通過貌似神智不清的「路人」辱罵曾推動「福利改革」的保守黨前勞動和養老金大臣鄧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港譯施志安)和保守黨權貴,似乎將「緊縮政策」的責任,全部推給保守黨。

此作完全沒有提及工黨政府是「緊縮政策」的直接始作俑者的事實(紐卡素所在的英格蘭東北地區,是傳統的工黨票倉。在六月公投中,該地區以壓倒性多數支持脫離歐盟,紐卡素市本身以1%的些微多數支持留歐。歐盟在該地區,被普遍視為緊縮和蕭條的來源之一。),也完全沒有嘗試(例如在洛區的其它作品之中不時出現的,給予主人公各種提示的激進工人活動家)說明「緊縮政策」本身源自資本主義制度的運作邏輯,似乎並不是偶然的。

在上述的敘事架構和內容之下,此作「煽動」的主要內容,就是一種標準的親工黨「左翼」的「反緊縮」、「反保守黨」敘事。在劇中,D的「終極反抗」,就是在「就業中心」外的牆上塗鴉:要求在他挨餓前聽取他的上訴,還有換掉電話等候時播放的狗屎音樂。眾路人為D歡呼喝采、掏機拍攝,然後淡然地看著他被警察帶走。這一幕既說明了D的「反抗」的悲哀和無力,同時也有意無意地說明了此作「煽動力」的極限——它可以賺取觀眾一時的同情,但沒有提出一個足以讓人投身參與的鬥爭目標。

被終止傷病救濟金的男主角收到煤電公司的最後繳費通知書——他將會賣出幾乎所有家具禦寒。(網絡圖片)

被終止傷病救濟金的男主角收到煤電公司的最後繳費通知書——他將會賣出幾乎所有家具禦寒。(網絡圖片)

4 改良主義「左翼」的歧路

片名《本人,丹尼爾·布萊克》一是來自上述的「塗鴉抗爭」,二是來自劇終D未能宣讀的上訴陳述。在這篇被眾多論者認為雄辯動人的「遺書」中,D宣布自己(和所有福利救濟的申請人)不是「客戶」、「顧客」、「服務使用者」、「懶漢」、「騙子」、「乞丐」、「盜賊」、「國民保險編號」或「屏幕上的一點」;他終身自食其力,身無長物但會盡力幫助鄰里,他從不乞求施捨;他,丹尼爾·布萊克,是一條漢子,不是一條狗。因此,他要求應有的權利,得到應有的尊重。他,丹尼爾·布萊克,是一名公民,不多也不少。

這篇為全片收尾、要求「公民權」的宣言,看似理所當然,然而,正如K宣讀前痛心地說:正正就是「國家」,將D這位忠實憨厚的好公民,在他盡其天年前「推進了墳墓」。進一步說,劇中芸芸眾生所經歷的,豈不就是貧苦大眾,在資本主義衰敗的這個時代,從資產階級國家那裏領受的、經過「民主」選舉所確定的,「恰如其分的公民權利」?

洛區曾經質疑過這種「公民權利」的幻想。最直接的,就是批判工黨改良主義和工會官僚政治,描繪現存制度下勞資糾紛的極限的著名作品《The Big Flame》(熊熊烈火。1969年)和《The Rank and File》(基層職工委員會。1970年),以及描繪一名普通青年,從出於「愛國」志願參加一戰、目睹戰場的殘虐,戰後隨軍鎮壓愛爾蘭民族解放運動、羞愧中意識到帝國軍人的真正角色,到被派遣鎮壓杜倫礦工憤而脫隊、為推翻資本主義加入共產黨,最後親歷1926年全國總罷工被叛賣的激動歲月的四集電視劇《Days of Hope》(希望的日子。1975年)。在《土地與自由》(Land and Freedom。1995年)和《風吹稻浪》(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2006年)中,洛區巧妙地展現了決定革命者的選擇和命運的民族的和國際的鬥爭,指出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是全世界勞苦大眾的共同事業。

1990年代後的洛區,逐漸回歸英國「左翼」的主流——附庸工黨的議會改良主義。洛區的社會現實主義,越來越安於「單純地」反映工人群眾現況和思想狀態,要求觀眾的同情,但不再提出任何超越資本主義制度的願景。洛區在2013年發表的《Spirit of ‘45》(1945年的精神),通過幾位曾自稱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受訪者的「口述歷史」,毫無批判地謳歌1945年建立「福利國家」的工黨政府,完全沒有提及當年半個歐洲「赤化」,工黨政府通過國有化補償破產的資產階級、竭力維護英國帝國主義霸權和力行反共政策等史實。同樣,洛區現在對於英國福利制度的批評,主要是它的「非人性化」的設計(當然,這種設計本身並不是2008年以後才出現的),而不是從前的他可能會說的:福利救濟本身就是為維護資本主義制度而設的、避免工人窮極造反的安全裝置。

肯·洛區與英國工黨黨魁科爾賓合照。(網絡圖片)

肯·洛區與英國工黨黨魁科爾賓合照。(網絡圖片)

後記:本土「左翼」狂想曲

2017年2月4日,《明報》刊登某「左翼」學者關於此劇的訪談,此人不但完全迴避1970年代「福利國家」的深重危機,正是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出台的原因;不但沒有說明所謂「在職福利」(workfare)是國家運用公帑補貼低工資(即幫助資方壓低工資)的事實,還將福利政策的這種變更說成是「懲罰一些不肯工作的家庭」;還竟然無中生有的宣稱:『歐洲許多國家是用一個基本收入(basic income)的概念,政府直接打錢到你的戶口,無論工作與否。』這位學者宣稱,這種沒有任何國家推行的、在本質上與消費券無異,而且很有可能作為進一步壓低工資的手段而被提出的政策,竟然是「將人重新非商品化」、「拿回人的自主權和人的尊嚴」的妙品。

這種「願景」有一個要害,就是絕不動搖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絕不動搖資產階級的產權和經營權,即絕不動搖資產階級的政治和經濟支配。資本主義經濟不景?社會生產力發展不斷推高失業人口?貧富懸殊、兩極分化日益嚴重?種族、性別不平等惡化?——通通都沒有問題,只要推行政府派錢給所有人的「根本社會改革」就行了!——當然不要問我錢從何處來,也不要問我問什麼不主張剝奪大資本、將主要生產資料和金融部門收歸全民所有,在民主規劃經濟的基礎上建立工人階級掌權的新國家,結束資產階級的統治。

此人更有趣的地方是,他先說香港社會福利「比中國落後」,轉眼間就說香港的工運低潮,是出於「中國強勢」,中國對於民主制度(注意:正正就是弄死D的那種「民主制度」)「不肯妥協」、「對社會福利政策他也不想退讓」。記者問到,社會福利政策,應該是香港政府的問題?他的回應是,梁振英治下香港和北京沒有太大分別,某程度上反映了北京的意志。然後,他宣稱習近平不如胡錦濤和江澤民,不會理會香港的「結構性問題」,既反「民主」、也反「福利」。

然而,香港政府在2016/17年度的社會福利經常開支預算為660億元,比四年前增加了55%、比十年前增加了一倍;更加不要說自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以來,大陸工人基本工資的大幅度上升(與「左翼」崇拜的西方成強烈對比)。與此同時,這位學者表示贊同桑德斯/特朗普復興美國鐵路等老舊基建、創造就業的倡議,但同時表示「中國好明顯是生產能力太強」、西方只會更加嚴重。

西方根本沒有的,「左翼」說「歐洲許多國家」都在實行。梁振英政府大幅增加經常性福利開支,「左翼」說一點都沒有;曾俊華、奧巴馬儘管是新自由主義的擁護者,但不能責備他們,畢竟他們從年輕讀書的時候開始,就是相信那一套的啊!奧巴馬更是「好人來的」。反而林鄭月娥可能會比鄭俊華更差,因為她將繼承梁振英的大方針,而這據說就是北京阻礙「民主」、阻礙「社會政策民生」的惡政。

這種指鹿為馬、畫餅充飢的,充滿反共反中親帝偏見的「左翼思想」,連改良主義也不如。事實上,正如這位「左翼」學者所承認的一樣,特朗普的本土保護主義政策,相當一部分就來自美國民主黨的「左翼」:振興實業、創造就業,「反對中國傾銷」、「反對廉價勞工搶飯碗」。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要讓資本家願意回流美國投資實業,就必須讓他獲利:減稅、減薪、限制勞工權益、極力妖魔化中國和拉丁美洲諸國,是這種政策的必由之路。

歸根究底,所謂「左翼」,不過是右翼民粹的「政治正確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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